艾滋病阴影下的彝人自救浏览数:1956次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在中国，四川凉山已成为毒品和艾滋病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而彝族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为了解决毒品的泛滥、无助的疾病、普遍的贫困和严重的孤儿问题，一场基于民族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救助行动，正经由彝族精英们的推动在凉山大地艰难展开。 艾滋病阴影下的彝人自救 披着传统斗篷“察尔瓦”的彝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蹲在地上围着火盆安静等待。两辆随后而至的警车开始播放宣传录音，干部的彝语宣讲通过车载喇叭冲破了静寂，海拔2600米的大凉山高原腹地热闹起来。这是上午12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九都乡乡政府大院。 “我的彝山你怎么啦，我的兄弟你怎么啦，在那条回家的路上，有没有看见我的亲人啊……”4个小时后，伴随着彝族吹管乐器马布的凄厉回响，孤苦的沙玛阿普和小孙子惹骞的彝语哀号萦绕在院落的每个角落。 惹骞的父亲木呷由吸毒而贩毒，被抓获判死刑，惹骞的母亲拉西早已弃家出走，而木呷的弟弟木乃刚刚在痛苦中因艾滋病离开人世，几个月前，他还和木呷共用针管注射海洛因。 远山压顶的浓雾越来越低，裹在察尔瓦斗篷里的近千彝人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冬日乡村呈现出庄严的仪式感。“从此以后，村里人人人平安！从此以后，村里人不再吸食毒品！若是有人以身试规，就像这大公鸡，死的惨凄凄！”激烈的巫舞之后，吉克毕摩呼喊着具有魔力的彝语诅咒，一只大红公鸡被高高举起，手起刀落…… 热烈的掌声响起。吉克毕摩、沙玛阿普、木呷、阿西、木乃、惹骞等十几个剧中角色一一鞠躬谢幕，这是一场露天的戏剧演出，10月29日是凉山第一部彝族母语剧《噩梦初醒的山寨》在布拖县三十一场乡村巡演的普通一场。该剧的编排和成功巡演得到了美国中华艾滋病基金会、美国中国艾滋病援助基金会、和中国--默沙东艾滋病合作项目办的资金支持。 民间禁毒 “我的侄儿阿尔子哈，两年前因吸毒，离家出走，不知下落。我想用自己的喊声唤回侄儿。参加乡村艺术团，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家乡禁毒。”《噩梦》中老爷爷沙玛阿普的扮演者，58岁的阿尔拉几来自凉山州昭觉县农村，他同时还是月琴和二胡艺人。 阿尔拉几和马海伍果都是凉山本土NGO、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妇儿中心”）下设乡村艺术团的演员。“身边人演身边事，我们这些来自农村，以前从来没有演过戏的演员能演得这么感人，重要的原因是身边这样的悲惨故事实在太多了！”《噩梦》总导演，四川省彝文学校教师，妇儿中心副主任俄木沙玛同样向记者讲述了不少发生在他身边的毒品故事。 毒品自1990年代始便折磨着大小凉山，大凉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昭觉县、美姑县和布拖县是吸毒贩毒的重灾区，三县的彝族人口都占全县总人口的94%以上。凉山彝族拥有近200万人口，是中国彝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支系。1950年代以前，这里由于交通闭塞，曾大量进行鸦片种植。而1980年代末，由于区位特点和普遍贫困，凉山开始成为金三角、金新月毒品经云南贩运至四川的重要通道。 “90年代中期，海洛因就带进了我们村。我读中学时，他们也说，你也来品尝一下，免费啊，这是治病的。我那个家支（即同姓家族），有个老人家去世，没人杀牛了，年轻小伙子没有了，要么吸毒死了，要么贩毒关在监狱里，要么就是跑到外面当盲流了。”对记者讲述这些话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布拖县县政法委副书记吉吉英优。 凉山和云南漫长的交界线、绵延的群山和复杂的地形为毒贩提供了天然保护，据布拖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吉力扭尔介绍，2005年，该院审理的贩毒案件就有100多起，而在该县今年9月开展禁毒专项治理行动以来，2个月的时间，便抓获了80余名贩毒分子。 2002年，当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侯远高返回故乡凉山做调研时，这位从美姑县阿牛家支走出来的彝族知识分子被自己看到的一切所震惊了。“面对毒品危害下的彝族群体和社会底层的疾苦，单纯的研究和倡导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联合了一批北京、成都和西昌的彝族文化精英后，2005年3月，侯远高和他的彝族朋友们成立了挂靠在凉山州妇联下面的非政府组织“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开始展开针对毒品、艾滋病，妇女发展和孤儿救助的社区行动。“过去我们彝族没有能力整合资源，面对毒品面对艾滋病丝毫没有抵抗能力。成立这个NGO，我们当然有自己探索发展道路的想法，有自己的民族性。” 在侯远高成立妇儿中心之前，昭觉、美姑等地彝族人民在毒品侵害背景下的民族自救行动就已然开始。2001年3月昭觉县百姓自发成立了竹核尔古民间禁毒协会。这个以“家支”为纽带成立的民间协会，吸纳了竹核乡和尔古乡所有家支的头人，召开群众大会，杀牛杀猪宰羊，杀鸡喝鸡血酒，举行神圣的毕摩祭祀仪式，歃血为盟，严厉禁毒。 时至今日，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支仍是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组织和构成的重要方式，以家支头人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禁毒协会，依据习惯法制定乡规民约，一方面成立“禁毒巡逻队”打击贩毒，一方面组织吸毒人员就地强制戒毒；同时利用家支力量，帮助族内生活困难的感染者、病人家庭和孤儿。 现在竹核和尔古涉毒率已经控制在了5%以下，协会成立前，数字是50%以上。而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凉山州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仍高达1.3万多人，目前州政府正在全州推广这种由民间社会自发产生的“协会+村支部”的禁毒模式。 像《瘾君子的自白》这样的禁毒歌曲在凉山彝区有数百首之多，至少吉牛日者，这位退伍军人、前乡武装部部长就创作有四十多首。彝族拥有丰富的音乐和文学传统，妇儿中心下属的乡村艺术团，正是在村寨自发组织的青少年业余文艺禁毒宣传队基础上成立的。“宣传队的时候，没有资金，我们都是自己从家里背吃的，自编节目四处表演，就是为了宣传禁毒。”吉牛日者曾经带着族人在北京西客站做建筑工，现在他是这个艺术团的副团长。 毕摩、民间艺人、打工返乡的青年人、乡村干部、从丽江归来的流浪歌手，以及汉语还不怎么会讲的农村姑娘，这就是出演《噩梦初醒的山寨》一剧的彝族演员们的真实身份。“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要全心全意地宣传禁毒和预防艾滋病。”54岁的沙玛史体是喜德县人，真正的毕摩，他和其他演员一样，豪不掩饰自己对彝族未来的担忧。 神圣的毕摩不但是负责祈祷和祭祀的祭司，同时还是彝族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精通彝文和经书。现实中的沙玛史体毕摩化身为戏剧中的吉克毕摩，在最后歃血为盟一幕中，他虔诚地为自己的族人祈祷：“从此以后，村里人人人平安！从此以后，村里人不再吸食毒品！” 艾滋病危机 “我活这么大还没有听过这种病，我家里也没有这种病遗传，哪里来的哦？”沙玛阿普愁苦地问医生。“听别人说，他们得的是艾滋病。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听过这种病呢，可能是流感？”年迈的思微阿嬷疑惑地说。 这是《噩梦》一剧中的对白，反映彝族人民对艾滋病危害的陌生。“事实上，凉山州已经是中国艾滋病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了，第一是云南德宏，第二是河南驻马店，第三就是我们凉山。”兼任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侯远高说。 1995年6月28 日，凉山首次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截止2007年，凉山州累计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超过6000例，然而由于情况复杂，防疫力量不足，这并非普查之后的准确数字。另据专家估计，拥有近200万彝族人口的凉山州实际感染人数不少于2万人。更为严重的是，艾滋病感染者中，彝族占91.54%；15岁至40岁青壮年占96.52%；男性占90.49%；农民占94.4%。 “我们村里面得了艾滋的就有4个，一个是我叔叔。”18岁的马海伍果说。17岁的吉克阿果则说：“我们村里吸毒的人太多，得艾滋病的人也太多了。”还有19岁的曲木阿西：“家里叔叔和爸爸都吸毒，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个叔叔吸毒死了，当时我们说了很多很多遍，他们都不听，只能看着他们死去。” 虽然通过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凉山吸贩毒现象已得到局部控制，但早期的艾滋病感染者正陆续进入发病死亡期，艾滋病也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2002年初，昭觉县卫生局防疫站在竹核乡的大温泉及木渣洛两个村随机抽取1000个血样进行检测，就检测出HIV感染者96人。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等老师的调查，凉山目前检测出来的艾滋病感染者主要分布在经济条件好、交通便利、青少年大多有吸毒经历、人口外流严重的社区，譬如昭觉县竹核乡、四开乡，布拖县的特木里镇，这些乡镇贩毒现象也非常严重。 静脉吸毒共用针具是此地最重要的艾滋病感染途径，潜在的威胁却是性传播。《噩梦》一剧有这样情节——由疾控中心的医生讲解艾滋病预防知识；然而当医生拿出安全套时，现场的观众群中却传出一片笑声，妇女们纷纷低下头去。演出所在的布拖县只有14万人，确诊的HIV感染者就有1300多例，而且还在快速增加。 由于民族传统风俗，未婚的彝族青年多性伴现象比较突出，但在乡村，安全套的使用率又极低。妇儿中心副主任俄木沙玛说：“随着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越来越大，青少年逐渐成为艾滋病的易感群体，致使那些毒品问题并不严重的乡村的疫情发展也很快。”性传播的增加，必然又会伴随有母婴途径的出现，那么，HIV将会危及凉山彝族的下一代。事实上，在昭觉县竹核乡和尔古乡，已经发现多起儿童感染艾滋病的案例。 “进入村寨的同伴教育是现在乡村艾滋病预防宣传最有效的方式了。”除政府的宣传活动和乡村艺术团的巡回演出外，一个30人的社区同伴教育团队正活跃在昭觉县竹核乡和尔古乡的12个村寨里，作为妇儿中心下属机构，这些彝族青少年人在经过严格培训后，返回自己的村寨向同龄的年轻人讲授艾滋病预防等公共卫生知识。他们为年轻人修建村活动室，每天晚上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并逐步开展系统的攀登培训（一种寓教于乐的同伴教育方法）。 自2005年成立以来，妇儿中心通过申请国内外相关机构的资助，已分别在昭觉县竹核片区和美姑县大桥片区成立了工作站，本土NGO的优势使得他们进入彝族村寨没有文化障碍并获得政府的信任。正像《噩梦》一剧基本使用彝族传统民歌、乐器和舞蹈等形式作为宣传手段，妇儿中心的工作方式主要集中在动员、组织和培训本地彝族青少年，让本土力量承担更多的艾滋病防治、孤儿救助和妇女发展的责任，并从传统资源中寻找新的彝族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和中国其他NGO组织一样，政策限制之下，资金的匮乏也制约着他们开展更多直接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行动。 无助的孤儿 当记者在布拖县特木里小学的教室里见到13岁的吉克沙黑时，这个倔强的男孩子一直用数学课本挡住自己的面庞。3年前，吉克沙黑的父亲吸毒死亡，母亲带着他住在一户人家的羊圈里，偶然摔伤之后无钱医治，吉克沙黑的腿严重溃烂。妇儿中心的调查人员发现他们时，吉克沙黑已经恶化为骨结核的伤腿上仅仅裹着一块塑料布。 “我们家支的一个老婆婆，六个儿子都吸毒，死完了，每家留下两三个小孙孙，怎么办啊？”布拖县政法委副书记吉吉英优说。在布拖县，据县妇联和民政局统计，截止2007年，像吉克沙黑这样的单亲孤儿有415人，而父母双亡的孤儿更多达2037人。2452名孤儿占了布拖总人口的2%，他们本是彝族未来的希望。 “毒品和艾滋病最严重的区域也是孤儿比较集中的区域。一半孤儿的家庭和毒品有关系，至于多少是因为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并不清楚，因为缺少监控。”侯远高曾组织北京和西昌几所高校的志愿者在昭觉、美姑和布拖进行过区域性的入户调查，他说，其他一半孤儿的父母或因犯罪被判刑，或因其他疾病而死亡，在贫困的彝族山区，农民往往看不起病。 在凉山，单亲儿童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孤儿。因为父亲去世后，母亲大多改嫁或外流，并不带走自己的孩子。即使活着的一方不离开小孩，也多是患艾滋病或者吸毒人员。而那些父母双亡的孤儿，一部分由隔代抚养，主要靠亲戚帮助劳动和供给口粮，根本无力供孩子读书；另一部分则成为流浪儿童。 2007年，吉克沙黑得到治疗康复之后，被妇儿中心送到了特木里小学的爱心班，那里还有44名像他一样的孩子。“让学生成长，让家长放心”，教学楼外墙上的口号对这45个没有了“家长”的孤儿来说，别有一番意义。 2005年9月16日，妇儿中心在布拖县特木里镇创办了第一个孤儿“爱心班”。全寄宿制的爱心班由特木里小学负责提供教室、宿舍并安排授课教师，县教育局支付每个学生每月30元生活费；妇儿中心除每人每月再补贴40元的生活费以外，还负责为他们提供所有的生活和学习用品。 受“爱心班”模式影响，2006年9月始，加拿大福惠基金会在布拖县开办了8个爱心班，共有436个孤儿获得长期稳定的救助。今年9月，美国半边天基金会，也在布拖办了5个小姐妹班，有150个女孩获得长期稳定的救助。然而除去公益组织所帮助的这几百名孤儿获得了长期稳定救助外，在凉山仍有数千名孤儿孩子等待帮助。 “作为民间组织，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探索成功的救助模式，期待政府和社会推广。”妇儿中心有限的儿童救助资金中，全部来自中美商会和国内的企业、单位和个人捐助。 彝族的未来 在昭觉县竹核乡，记者见到了金洛，她正在土墙裂缝、屋瓦漏光、只有两张床和一个碗柜的家里围着火塘烤土豆吃。5年前，金洛的母亲因为忍受不了吸毒酗酒的丈夫的暴打，失手打死了他。母亲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大姐又打工在外，金洛和他的三个弟妹的生活全靠12岁的她一肩担负。 检索网络新闻就会发现这样的案例层出不穷：今年5月，云南镇康县警方查获发现4名携带5.6万元人民币前往缅甸贩毒的凉山彝族怀孕妇女。6月23日，云南临沧边防支队查获7名凉山彝族贩毒嫌疑人，他们计划由其中2名怀孕和处于哺乳期的妇女将毒品吞服后带到内地贩卖。整个2006年，仅昭觉县破获的彝族妇女运贩毒案件就占此类案件总数的61.45%。 毒品贸易之所以会成为穷人生计的来源，往往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发展机会。10月27日，记者在海拔近3500米的高山上采访了凉山州普格县文坪乡安吉洛姆一户彝族家庭，虽然高压电线塔就从这个只有十几户的小村子旁边经过，然而无水无电的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多年，夜晚来临，带给他们微弱光明的依然是油灯，土豆和酸菜汤仍旧是他们最日常的饮食。 2006年，妇儿中心创办了两个手工生产合作社，吸收和培训了200多名贫困的妇女从事彝族手工传统刺绣，开展生产自救。同年，一个由耐克基金会提供资金，由美慈国际和妇儿中心共同实施的，专门针对“彝族乡村校外女孩”的GLOW项目在竹核开展，该项目的目标除上述同伴教育以外就是建立一个“女子技能培训中心”，计划在3年内培训350个农村彝族女孩并帮助她们就业或者创业。 10月31日，记者走进昭觉县竹核乡妇儿中心工作站时，第三批40多个女孩正在上课。免费的培训是全日制的，吃住都在工作站。历时半年，包括汉语普通话、算术、彝文、卫生知识和音乐体育的课程结束之后，妇儿中心将按照女孩们的志愿，与昭觉青年创业中心等职业教育机构合作，再进行2-4个月的家政、电子缝纫等职业技能培训。 金洛是正在接受培训的学员，年初为了让弟弟妹妹们不再住在危房里，金洛选择跟大姐前往广东打工，半年之后，这个17岁的女孩带回和她姐姐一起挣到的5000元钱。从金洛家出来，一条由工作站员工和培训班学员组成的长长队伍正在接力式地搬运瓦片，年轻人的笑容灿烂可爱，由妇儿中心资助5000元并出工出力，金洛家的新房已于11月20日彝族新年之前落成。 新房旁边，一个沼气池已经挖好。按照计划，温室大棚、猪圈、厕所、沼气池，妇儿中心将把金洛家作为“四位一体”农业发展模式的试点。侯远高说：“现在彝区的这种贫困状态，年轻人是绝对不会忍受的，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通过学习和技能培训也可以正当地挣钱，你不用去靠贩毒靠违法途径挣钱。要在乡村给他们以希望和出路，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因为是本土NGO，也因为工作卓有成效，凉山州和各县乡政府对妇儿中心的工作一直比较支持。《噩梦》一剧在昭觉县的巡演得到了县政府3万元的资金支持，而在布拖县的巡演，则有凉山州政法委、宣传部和妇联等机构联合下文，要求各县乡镇积极配合。 12月1日是全球艾滋病日。一个由妇儿中心发起，州慈善总会、防艾办、凉山电视台、《凉山日报》社等机构联合主办的慈善募捐义演在州府西昌举行。“情系凉山，抗击艾滋，救助孤儿”，组织者是侯远高和俄木沙玛这样的彝族知识精英，而参加演出的都是彝族著名的音乐人，山鹰组合、曲比阿乌、沙玛阿果、吉杰、奥杰阿格、阿鲁阿卓……这一天，这些已经走出大凉山的彝族精英们为凉山孤儿同台祈祷，为成立一个“凉山儿童救助基金”齐声歌唱。 42岁的侯远高从事少数民族地区的艾滋病问题研究已有5年。他说“并不止是凉山彝族面临艾滋病的威胁，景颇族、傣族、阿昌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都是中国最受艾滋病折磨的民族。而目前在这些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治政策和措施仍不足以遏止流行趋势。长此以往，艾滋病将摧毁这些民族的未来”。艾滋病的防治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全社会的责任。特别是已经受到艾滋病严重伤害的群体，要有危机意识和紧迫感。 “最主要的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民族有没有一批有文化自觉的人，他们既能够有能力选择和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又能够挖掘自己的传统；既能够吸收外部资源和信息，同时又能够整合内部力量，战胜各种挑战，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侯远高和他所有彝族同事祈望着凉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他们的工作重点也正在于此。
�达戀�B���R U联合开发当地的铅矿。但是，当矿山有效益后，外地老板用各种手段独占了矿山开发权，剥夺了当地村民的权益。引起纠纷。由于当地政府没有及时妥善处理这件事情，致使经常发生破坏矿井、拦截运输车辆等事件。1998年，冕宁县一个彝族村办的稀土矿厂，把矿卖给了德阳吉大化工厂的一个东北承包商，该承包商拖欠数十万货款不给，逃匿。由负连带责任的吉大化工厂负责赔偿，但是该厂已经申请破产，无法偿还，引起纠纷。2000年8月，部队在喜德县征用土地建训练场时，把征地费划拨给了当地政府，但是，政府没有给当地群众兑现补偿。引起数十名彝族群众到省政府静坐抗议。 近年来，凉山州内彝汉经济纠纷也逐渐增多。西昌月华乡一外地老板承包了几百亩荒山，种植水果，招几户彝族来管理。后又把承包地转包给这几户彝族，签了协议，还办了公证。但是，当地汉族干部强加干涉，甚至一位市领导也说“转包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能转包给彝族”；该乡另有一彝族承包鱼塘，见效益后，乡村干部开始处处刁难。西昌川新镇彝族和汉族也因为土地纠纷发生冲突，打死两人。雷波县一彝族企业家承包桥梁建设工程，已经开始施工，被无故中止合同，项目另行转包给外地汉族，引起争端。 四、影响凉山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 其一、凉山彝族地区是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凉山彝族分布大部分居住在高寒山区和深山峡谷地带，山高坡陡沟深、道路崎岖、气候恶劣、土地贫瘠，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差。靠在山地种植玉米、土豆、荞子维持基本生存。因而，出现这样的局面：只要是凉山彝族聚居的县肯定是贫困县，只要是他们聚居的乡必定是贫困乡。200多万人中，除了城镇非农业人口外，绝大多数是贫困人口。据凉山州统计数据显示：全州有205个村11.5万人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有250个村7.5万人居住在坡度40度以上的陡坡上，有38个村1.38万人生活在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深沟里。有28万户40多万人，每户仅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而且人畜共处一室，处在极度贫困的较原始状态。基础设施方面，1997年全州仍有占总数51%的1332个村不通公路，有占总数41%的1055个村未通电。十二个贫困县中，有2454个村未通电话，1127个村不通邮，有64个乡没有卫生院，村一级基本上没有医疗网点。全州有60万人，14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其二、凉山彝族居住的横断山区是中国第二大林区和著名的成矿带。数十年来，掠夺性的砍伐森林和无序的开采矿藏，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凉山州为例，仅1966年到1986年，采伐森林面积35162.2公顷，造成水土流失面积2.32万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38.6%。州内30多条河流年年发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都达数亿元。除洪涝灾害外，山体滑坡、泥石流、旱灾、风灾、冰雹、低温、病虫灾等自然灾害一年比一年严重，成为制约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当地彝族群众不能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 其三、凉山彝族地区是人口与资源矛盾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凉山彝族分布的山区土地资源较丰富，但是土地资源构成不平衡，耕地所占比重低。以凉山州为例，耕地面积仅占总土地面积的8.45%，而且，宜农土地后备资源很少。因此，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带来严重的问题。以甘洛县为例，1964年全县彝族人口46772人，1990年达到99262人，增长112%，人均土地面积由1957年的2.5亩减少到1990年的人均1.8亩，人均粮食占有量，1957年为464公斤，而1990年仅为413公斤，减少50公斤。据我们在甘洛县吉米镇调查统计，1999年，当地人均土地已不足1.2亩。由于，彝族农村人口仍保持15‰以上的自然增长率，人均土地面积逐年减少的局面不会改变。 其四、凉山彝族地区是文教卫生事业发展最落后的地方之一。目前。六年义务教育不能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得不到落实，失学率高，升学率低，大多数彝族家庭无力承担子女接受国民教育的开支。造成彝族青少年严重缺乏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质，各项事业急需的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扫盲工作流于形式而无实效，实用科技推广工作进展缓慢。提高民族人口素质的目标难以实现。另外，由于居住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差，生活质量低，缺医少药，致使彝族群众的健康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霍乱、疟疾、麻风病、肺结核、性病、艾滋病流行，吸贩毒人口多，婴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儿童营养不良问题十分突出，残疾人口众多。卫生防疫和保健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全民享有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国家目标在凉山彝族地区完全落空。. 造成彝族社会面临发展危机的原因，简要的说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发展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国家对农村与农业发展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严重不足，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的力度不够。长期坚持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和依靠资源所在地提供廉价原材料以实现工业化的旧模式，使边远少数民族在国家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片面强调效益原则，忽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原则，致使根本不具备竞争实力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边缘化，加剧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国家在凉山开发资源中没有照顾好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也是发展严重滞后的重要原因。《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做出有利于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但是，数十年来，国家在凉山的资源开发中始终没有按照这项法律办事。攀枝花地区原属西昌专区盐边县。50年代中期，发现大型矾钛磁铁矿，国家决定在这里建立钢铁基地，并从盐边县划出一部分成立渡口市。后来，渡口市改为攀枝花市时，又把凉山的盐边和米易两县划给了攀枝花。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数十万工业移民的现代化城市。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国家在彝族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可是，彝族人并没有从中获得利益，不仅没有吸收多少彝族人就业，还把这里从自治地方划出去，名正言顺的剥夺了凉山的利益分配权。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攀枝花市所属26个民族自治乡大多数仍是贫困乡。90年代，西昌大桥水库建设期间，需要搬迁1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彝族和藏族）。平均每户补偿7千元，但是，少数民族搬迁户实际平均只得到4千元，其中低于3千元的占22.74%。引起强烈不满，多次发生骚乱。二滩电站在架设输电线路时，在凉山征用大量土地，只一次性给了一些补偿，对地方财政没有多少贡献。此外，在凉山投资建设的各种项目，包括扶贫项目中的基建工程，彝族都很少能够参与，从项目承包到民工大都是外地汉族。公司企业在招工中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十分普遍，致使少数民族青年打工和经商困难重重。另外，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数万伐木工人在凉山掠夺性的砍了四十多年原始森林，当地群众不仅没有直接享受到任何好处，反而不得不承担环境破坏造成的后果，面临生存危机。原本凉山发展的优势和潜力就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彝族人民长期以来都把希望寄托在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上。然而，这种政府不执行国家法律、无视当地群众利益的开发模式对少数民族是祸不是福。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把凉山民族关系的特点概括为：其一、凉山彝族分布较广、人口较多、流动性大，加之居住区域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其民族关系的状况对西南地区有广泛影响。其二、历史上凉山彝族与周边汉族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相互间的隔阂、偏见和歧视积淀很深，随着社会交往的增多，比较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其三、凉山彝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与汉族地区的经济生活水平差别太大，吸引彝族人口大量外流，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出现新的紧张关系和对立情绪，难以调处。其四、凉山彝族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传统与国家强力推行的单一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主流社会一味按照中心主义的思想指导彝区进行文化变迁的行为，使得他们始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民族关系也就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潜藏的危机自然会突显出来。 凉山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虽有其历史民族区域的特殊性，但与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步，受国家大政方针及民族宗教政策的变化所左右，是中国民族关系的缩影。所以，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凉山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从根本上改变了凉山民族关系的性质，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问题。随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改变，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民族关系受到破坏。彝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经受了痛苦和磨难。改革开放以后，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制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和落实，使民族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但是，伴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民族间事实上存在的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不平衡问题突显出来。而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导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以民族利益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问题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这就是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与国家单一发展模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如果说我们有的人还能够把少数民族发展上的差距归咎于历史原因，那么，少数民族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边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后果，就不能不与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联系起来。 通过对凉山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可以说明民族关系的核心是保障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权利与利益。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主要反映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更明确的讲就是尊重少数民族在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主体地位问题。文化权利体现在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实现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上，也就是要解决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与文化均质化的发展模式之间的冲突问题。经济权利表现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能否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因此，影响中国民族关系的不仅有政治因素，还有经济和文化因素。三者之间又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尽管国家通过《宪法》的有关条文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包括修正案），对少数民族的权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条文的内容过于笼统，执法的主体不明确，具体落实的机制又含混不清，缺乏可操作性。民族工作部门依据一部只具有原则性的基本法，很难处理具体而复杂的民族事务。长期以来，我们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存在理论上的误区，甚至有一些被视为敏感的问题不敢涉及。其后果是使我们认识不清楚问题的实质，也把不住民族关系变化的脉搏。不能防微杜渐，对症下药。造成政府决策部门的制度创新、政策调整和立法工作滞后。使得民族事务管理部门疲于应付突发事件，工作陷入被动。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关系的变化。 当前，国家为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开始实施西部发展战略。但是，让人感到忧虑的是，与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相比，国家虽然注意到了开发中的生态问题，却仍然没有很好的考虑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文环境。没有通过制度安排防止以地区发展代替民族发展；以单一经济发展指标代替社会文化综合协调发展目标；以市场经济原则代替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以经济一体化之名行文化同化之实。事实上，在我们这两年的实地调查中了解到，上述忧虑并不多余。这些问题不解决，民族矛盾也会层出不穷。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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